最大的靠山，窦太后不在了，这件事的打击可比表面上看起来大。

刘彻其实没有那么排斥黄老学派，不过他对黄老学派也没有自己祖父、祖母那样的偏爱，对于他来说，黄老之学和其他的学问没什么两样。用就用，不用就不用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

甚至，他还因为朝中一些守旧老臣是黄老学派，有些隐隐的排斥…

虽然这个时候刘彻并没有打开‘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’这个潘多拉的盒子，但儒家的兴盛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。如今朝堂上当道的少壮派，不是儒家就是法家，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表态了！

这时代啊，变了！

这个时候的儒门早就有了显学的气质…这气质当然是方方面面的，包括内部斗争激烈，这也可以看作是显学该有的特点。毕竟，如果是个落魄小学派，内部都没什么资源，内斗起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了。

这有点儿像是后世的冷圈，冷圈气氛好嘛！一旦冷圈大火，人一多，什么事情就来了，不少人就会在这个时候脱圈。

儒家各学派林立，有些学派之间没有太大冲突（他们主治的经书都可能不是同一部），但有些学派关系就相当紧张了…当然这个时候事情还不怎么严重。毕竟这个时候儒家还没有成为老大呢，对外的矛盾压倒了内部矛盾。

然而，如果知道未来历史的就会知道，在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内，儒门内斗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大戏。直到后来，历朝历代都稀松平常的党争，其实也是这个时候买下的祸——虽说党同伐异这种事是自古有之的，并不能算在儒门内斗头上，但确实是从儒门内斗起，才把党争推向了后来的烈度，很多斗争方法也是那个时候摸索出来的。

现在，儒门内部各学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开始，但竞争已经出现了。

吾丘寿王和褚大的老师董仲舒，他本人就属于公羊学派。说起来公羊学派还有一个和董仲舒同辈的大佬，胡毋生。非要说的话，胡毋生比董仲舒要正统，因为胡毋生是跟着嫡传一脉学习的…虽然同样都是公羊学派弟子，但这差别就和入室弟子与记名弟子的差别一样。

公羊学派的由来是对《春秋》的解释，《春秋》被儒家奉为自家的经典之一（其实还有一些先代经典被许多不同的诸子百家当成了自家经典，比如说《易经》什么的，不只是儒家一家定做经典。只不过后来儒家大兴，打压的其他家根本抬不起头来，这才显得这成了儒家专属的经典）。

《春秋》既然是儒家经典之一，自然少不了古往今来的名家做注。所谓做注，其实就是阐释自己对经典的理解，对经典进行解读…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夹带私货了——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老老实实做注的，实际上如果是老老实实做注，一个学派很快就会没落下去。

大家会去解读经典，使之能往当今的情况上套，解决现在的问题。有些完成了逻辑自洽，这就算是成功。而有些没有，经不起推敲，最终也就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。

对《春秋》做注的有很多，所谓公羊学派最早就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对《春秋》的一种解读。一开始只是口头流传，因为他的解读很有道理，能说服人，不少人都来学这套解释，形成了最早的公羊学派。

这个时候公羊春秋已经有了些名气，但真正的公羊学派人却不多。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精英教学，即使是儒家这种有‘有教无类’传统的诸子百家，在收学生的问题上也比较严肃。

另外，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传播太不容易了，传播出去又要真的吸引人来，这更不容易。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，公羊学派一直人丁单薄。

而公羊学派的潜力是什么时候迎来总爆发的？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，那就是胡毋生！正是他和公羊寿一起整理了原本口头流传的《公羊春秋》，记录在竹简布帛上！

这有两个好处，其一，经过整理的《公羊春秋》更加严谨，更加规范，原本一些有问题的部分都得到了解决。其二，这为之后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口头传授，就算是记忆力再好，只要不是裴英那样的超忆症患者，都容易产生遗漏、错误之类的问题。而且，能够记下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又有几个呢？如果连大部分都记不下来，将来再传学生，这个问题只会愈发棘手！

或许用不了几代，《公羊春秋》就会在流传中只剩下一鳞半爪，说是公羊学派，实际上早就名存实亡了！

而一旦形成了文字记录，这就等于是有了一个规范，一个正统。将来大家可以传抄，流传过程中有了什么错误，也可以通过这个正统纠正过来。

通过传抄形成文本的《公羊春秋》，再加上公羊学派运气好，内部出现了几个出色人物…这才有了如今公羊学派的大好局面！

董仲舒自己是亲眼看着公羊学派这一路走来的，焉能不知道方便传播对于一个学术思想、一个学派的影响？实际上，当他决定远离官场之后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著书，正是因为他清楚，这种形成文本、可以被传播的特性有多么重要！

而